《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包括17章、2个议定书和部分备忘录，涉及关税减让、海关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措施、开放投资、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争端解决等。

在商品贸易方面，超过99%的关税税目最终将被取消，剩下的小部分将以配额形式放开。协定一旦生效，欧盟立即消除对越南85.6%的关税，相当于越南对欧盟出口额的70.3%。7年后消除对越南99.2%的关税，相当于越南对欧盟出口额的99.7%，余下的0.3%，欧盟承诺以配额方式零关税进口。反之，越南将对欧盟出口商品消除48.5%的关税(占进口总额的64%)。7年后消除91.8%的关税(占进口总额的97.1%)，10年后消除98.3%的关税(占进口总额的99.8%)。

在非关税壁垒方面，越南的汽车和药品等将对接国际标准，欧盟产品则由于已符合标准而无需在越南接受额外的检验和认证程序。越南还将简化和规范海关手续。

在政府采购方面，双方同意适用WTO《政府采购协定》，政府采购协议透明度水平相当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是越南对外国企业开放其政府采购的首次承诺。

越南从革新开放到2020年自贸协定实施，吸引外商投资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这一阶段越南主要通过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中国来说，越南的比较劣势非常明显。越南本身的市场体量不够大，基础设施配套相对较差，上下游产业集群配套能力不足，以及越南盾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这些都使得投资者在考虑直接投资该国时，会对后期运行成本产生疑虑。

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越南相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优势环节。例如，在劳动力价格方面，越南具有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成本，但考虑到中国中西部收入的不均衡，当投资者看到中国西部地区劳动力空间的时候，往往更愿意在一个体系内进行制造业迁移。

在这个长达30多年的阶段里，越南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洼地”，但不能真正吸引高质量的制造业转移，大量的制造业被中国吸引，越南甚至成为“虹吸口”附近的“真空区域”。

对于越南来说，真正的机会来得非常突然。进入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逐步演变，越南吸引外商投资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充分享受了贸易摩擦“挤出效应”带来的红利。

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起因是美国对大量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对一些美国产品同步加征关税。短时期内无法消耗的价格空间使大量制造企业纷纷转移生产加工基地，以此谋得新的原产地证书。其火热程度，使越南当地的基础建设已经无法跟上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不仅能源、土地价格快速上涨，2019年下半年，越南各个海港物流、公路运输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这个阶段，越南对标的对象不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

通过对标对象的转变，越南逐步从“价格洼地”的角色变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选项之一。当一些企业准备从中国向外进行产业转移，或者是“备份”一套生产能力时，越南凭借自身的优越地理位置、相似的政治环境、相仿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可以通过运输补全的配套能力，成为投资者的重要选项之一。

通过资料可以看到，2018年，越南吸收外资的总注册资本金额约为355亿美元，其中排在前3位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投资超过了200亿美元。

不仅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企业正在考虑分散对中国的投资，中美贸易摩擦还进一步推动了中资企业调研决策的速度。往常需要两三年周期的可行性研究，往往被压缩在几个月内完成：先通过简单组装完成原产地证书的转换，以此出口美国，从而绕开关税壁垒，并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步摸索改进的方法。

这种“先落地、再分析改进”的方式，使得越南迅速提高了对美国的贸易份额，美国也成为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种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质疑。美国要求越南政府严查没有在越南完成“实质转型”的产品开具越南原产地证书的问题。按照这一要求，开具越南原产地证书，可以通过完成HS编码转码和在越南完成30%的产值两条途径实现，无法达到这些要求的，将不再开具越南原产地证书，仍将按照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此外，如前面所说，短期内涌入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也暴露了越南基础建设的“短板”。能源、物流方面的需求剧增，包括被推高的消费品价格，使越南本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越南政府也因此开始提高中资企业的投资门槛。

现如今，随着《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越南将要进入吸引外商投资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极有可能是关税红利叠加产业转移的实质性提升阶段。

就现有数据来看，欧盟是越南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越南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2019年，越南向欧盟出口额为415亿美元，自欧盟进口额为149亿美元，贸易顺差超过2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