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贸易战是阶级战”书评

发布时间：2020-07-04 来源：中国化工报

“贸易战是阶级战”书评

马丁-沃尔夫

山东理工大学孙继成于楠然译

“这本新书探讨了为何全球冲突更多来自国家内部的裂痕，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

编者按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他这篇书评发表于该报2020年6月23日。所评之书是今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刚出的“贸易战是阶级战”一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该书试图不从“大国博弈”视角来理解当前世界发生的一切。这不是说“大国博弈”不存在，而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精致的阶级分析才能全面地理解世界。马丁·沃尔夫把此书的观点总结为：今日世界性危机有两大根源---收入分配从多数人手中向富裕的精英阶层倾斜，以及美元独特的全球地位。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Adam Tooze主持的关于本书的视频讨论会的文字记录(https://phenomenalworld.org/interviews/trade-wars-are-class-wars)可以和马丁·沃尔夫这篇书评一起阅读。

“贸易战通常被人们描述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并非如此。贸易战的一方为银行家和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另一方是普通人家，也就是冲突发生在在极其富有的人和所有其他人之间。

这句话基本概括了《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一书的主要论点。该书作者马修•克莱因(Matthew Klein)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只有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问题出发，人们才能理解贸易和金融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严重的全球失衡、不可持续的债务困境和荒谬的金融危机。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这部优秀著作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英国分析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1902年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作中再次论及了“消费不足理论”。现在，它又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在这本书中再次出现。

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数十年来，实际借贷成本一直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长期预测值，并一直保持在零值左右。”极低的实际利率与疲弱的全球需求及低通胀的交合现象，就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症状，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储蓄过剩”。美国专业财经周刊《巴伦周刊》（Barron’s）经济评论员克莱因（Klein）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佩蒂斯（Pettis）对此做了以下的解释：收入已被转移至富人手中，而富人们不敢花自己手中的钱。

这是一个总括性的观点。但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形成了这一总体图景。关键在于，我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单一经济体中的经济现象。进一步来说，商品和服务的整体平衡是由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来加以解释的，并不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想象的那样，仅仅靠双边贸易的平衡来解释。

而且，正如克莱因和佩蒂斯所言，“目前金融失衡决定了贸易失衡。”为了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构性赤字，在美国等赤字国家，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国内供应不得不受到挤压，这对产业工人阶层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最近出版的另一本重要著作《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阐述了这一影响。

《贸易战是阶级战》一书在前三章中阐述了这些基本概念。其中讨论了世界贸易的历史以及金融自由化在创造不可持续的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储蓄、投资和外部“失衡”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德国和美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分析。

中国经济的成功缘由，一是作者所称之为“高储蓄”发展模式的极端版本，二是因为利用了贸易机会；在这方面，日本是其先驱。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

作者写道：“截至2018年，中国的家庭消费仍不足中国产值的40％，这远低于世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这是由于一系机制所造成的：家庭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农村进城人口缺少权利、累退税制、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有企业的不分红。结果是将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收入转至企业和国家。

中国国民总储蓄曾最高达国内生产总值50％。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储蓄导致国内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危机过后，信贷推动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接近GDP的一半）抵消了经常账户盈余（商品和所有服务贸易顺差）的下降。

投资的激增是由巨大的信贷热潮而致。如今，家庭消费所占的份额略有升高，但按照国际标准的衡量仍显得很低。目前的中国陷入了三种选择之间：浪费性的信贷推动的投资，大量外部盈余，或者将收入从精英手中转移到普通百姓手中。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统一后的繁荣消退，以及200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企业的利润一直保持很高，而企业的国内投资日现疲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消费在2001年至2005年之间却根本没有增长”。国内的消费支出远远落后于贸易所带来的高收入。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德国政府的预算非常紧。结果就出现了巨额且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换句话说，就是储蓄过剩。

直至2008年，德国和其他几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如荷兰）的过剩储蓄抵消了希腊、爱尔兰、尤其是西班牙等国不可持续的信贷和支出激增。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这一局面。从那以后，整个欧元区都出现了破坏全球稳定的经常账户盈余，在全球储蓄过剩的情况下，这将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变为德国的升级版。无疑，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尝试。

然而，德国人从巨额积蓄中究竟获得了哪些好处？获得的好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该书的作者们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德国人一直热衷于金融资本输出，但他们是业绩不佳的海外投资者。”“自1999年年初以来，德国私营部门总计花费了超过5.1万亿欧元来收购其他国家的资产。然而，在同一时期，这些外国资产收益仅增加了4.8万亿欧元。”近二十年来，购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希腊主权债务的不明智举措已经导致了7％的投资损失。这是徒劳的节俭形式。

如果某些国家储蓄过剩，那么，其他国家肯定会出现储蓄不足。资本流动有时会在新兴或实力较弱的高收入国家（例如西班牙）中产生巨额赤字。但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赤字国家却是美国。全球供需平衡，主要由美国，也就是由美联储这个世界中央银行来加以维持。

但这却绝非易事，特别是在美国的收入也在大幅度向高储蓄者转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经常账户赤字通常是由对美国安全资产的外部需求所驱动，因此，与之反作用的国内过度需求有两个来源：金融泡沫和联邦赤字。金融泡沫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中，后在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中又再次出现；联邦赤字是在股市和房产两个泡沫破灭后才出现的；特朗普上台之后，联邦赤字又再次出现。

房地产泡沫之所以令人着迷，不仅因为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还在于它引发了华尔街魔法般地创造出世界需要的以美元计价的安全资产，即将不良抵押贷款转换为AAA级证券。

正如克莱因（Klein）和佩蒂斯（Pettis）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主要盈余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战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自我保险需求，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愿意消费，这就成了美国债务泡沫和美国去工业化的基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8年初至2008年中期，外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储备管理机构购买了约4.1万亿美元的资产。”实际上，许多国家的过剩储蓄驱使大量净资本流入美国，从而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并最终导致了美国腹地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资本账户。贸易差额只是其中的副产品而已。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供应商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正在用一个国家的货币来运行全球经济。人们早就知道这种方法是极其危险的。尽管采取了浮动汇率制，但是危险依然如故。如果外国人想大量持有美国流动资产，那么，美国必须承受巨额的外部赤字，除非其私营部门希望持有同样规模的高风险外国资产。

任何明智的政策都来自于清晰的理论分析。导致欧元区经济危机、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的债务爆炸以及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债务激增的失衡，都来自两大根本性失败：收入分配从多数人手中向富裕的精英阶层倾斜，以及美元独特的全球地位。

解决收入分配的有效方法，是将这些收入分配给那些人：他们将花掉这些收入，而不会深陷债务之中。在欧元区，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中央财政机构来重新进行资源分配。在德国，这将要求政府加大投资和福利的支出。在中国，这将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以及转向富人收税。

至于美元独特的全球地位，我们应该记得，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正是凯恩斯本人建议创造出一种不是任何一国的货币的全球货币。这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但是，很明显，用一国货币经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会带来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这些难题反复出现，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实际上，如果这些难题最终破坏了开放的世界经济，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

如果我们对这些挑战束手无策，不能积极应对，我们会持久地陷入世界经济失衡和贸易战的泥潭之中。这不是好的处境。我们应该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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