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一定知道，最近因为疫情等问题，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方面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与中国全面脱钩。实事求是地说，中美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还应该坚持全球化的理念和行动吗？

刘科：我知道。成为这场疫情重灾区的欧美等国现在急了，一方面追责、索赔的声音不断，另一方面，威胁要与中国经济脱钩，进而科技、教育、文化等都要与中国全面脱钩。在中国国内，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认为搞全球化容易受人制约，索性爱脱不脱，无所谓。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多赢、共赢。在这里，我们就不用给美国人讲这个道理了，我们就向自己的同胞讲讲全球化吧！

我可以这样讲，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比如中国的GDP由2000年的1.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4.4万亿美元，增量13.19万亿美元，增长了10.9倍。

我个人总结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有这样几方面：

中国人民还是那个勤劳勇敢的人民，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很多时候，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仅仅改革开放40年时间，中国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难道不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大趋势的结果吗？

记者：请您再具体谈谈全球化中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刘科院士：那就更有说服力了！石油和化学工业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原料、产品、技术、人才，都是全球流动的。当前全球共有四大化工集群：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化工集群；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化工集群；以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化工集群；还有以沙特、伊朗和印度为代表的中东南亚化工集群。这四大集群谁都无法形成压倒式力量，除了公平竞争、合作共赢外，没有其他选择。

再看看现在的中国，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现代煤化工，无论是有机化学品还是化工新材料，在研究发展战略、思路和目标时，产能和规模都是以世界市场供需为背景进行设计的。我看过许多新上项目的报告，无一不是在世界大平台背景下进行立项分析。虽然现代煤化工产业是我国独有的，但你看看他们做的竞争力分析报告，也都是全球化考量。

另外，中国在发展石油和化学工业过程中所面对的现实也证明，不走全球化这条路，暂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自2016年起，我国石化行业贸易逆差逐年攀升，到2019年达到2683亿美元。要减少逆差，输出先进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前我国氮肥、纯碱、烧碱、电石、轮胎等大宗基础产品以及炼化一体化领域中的许多技术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要想获利，也必须通过全球化将这些技术推向世界。

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对我国石化产品出口的打击尤为致命。而破解之法当然还是尽力维护贸易全球化。

记者：这两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有一个动向引得各方关注，就是德国巴斯夫公司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全球石化巨头纷纷在中国开建独资公司。您如何看待这一动向？

刘科：这是好事！显然，这些跨国公司是基于中国政治稳定、营商环境良好、商业风险可控、产品市场广阔、商业回报可观等因素做出的投资决定。这说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建厂地址时，中国的这些条件非常有吸引力。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如北美的杜邦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等，欧洲的赢创公司、科思创公司、索尔维公司等，海湾的沙特阿美公司、沙比克公司等，亚洲的三菱公司、三井公司、信越公司、旭化成公司、LG公司、SK公司等。这些公司和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一起，成为全球经济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先行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拓者。

即使是中美石油和化工行业，同样离不开全球化。如果中国停止对美国出口原料药、稀土、石墨烯，美国许多产业就会陷入困难；反过来，如果美国不向中国输出先进的气化技术、合成氨技术、甲烷化技术等，中国的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也不会这么快。

其实这些年，美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有很多数据支撑这一点。目前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在反全球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国要用灵活的思维和外交手段加以应对。美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决策未必永远是一致的，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决策影响也是有限的。中国应该有定力做好复工复产，和各跨国公司积极交流，尽量保证贸易的畅通，多与欧洲各国及日韩互动，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维护全球化不要被民粹主义破坏，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

记者：您对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化走势如何评判？   

刘科：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要知道，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只是战争地区生产停顿，其它地方生产如常，而且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刺激了生产。而今，全球很多地方经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情况。用一句话总结，这场疫情对经济的摧残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现在已形成外向型经济，一旦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或欧洲被疫情完全打倒，我们很多出口订单都会出现问题，工厂订单将断崖式下跌。因此，我建议中国石油和化工市场要高度关注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全球疫情稳定、复工复产，经济恢复的时间点；一个是油价回升的时间点。应围绕这两个时间点做风险控制。

关于油价，俄罗斯内政、沙特王储接班、美国大选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前段时间3方杠成那样是各自国内政治的需要。油价下跌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对石化行业原料和产品市场影响更大。全球石化行业将因此重新洗牌。我个人觉得，高成本的油企要倒一批，包括页岩气、页岩油、乙烯等大宗产品企业。对中国、日本、韩国等石油进口国家而言，低油价是好事，但也要考虑到出口市场的消费萎靡。当然，油价长时间这么低迷下去，大家都是输。因此等到3国内部稳了，肯定会想办法让油价稳定回升的。不过，所有能源产业都应做好长期中低油价的准备。

美国、欧洲、日本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制造的主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1.5万亿元。其中，中美贸易额为3.73万亿元，同比下降10.7%，美国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额为4.86万亿元，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为2.17万亿元，日本成为紧跟欧盟、东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34.11%，如果这3国国门关闭，可想而知中国制造将遭受何种打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全球经济有可能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即有限的全球化，各国回到经济主权时代，把本国安全和民生紧密相关的生产部门掌握到自己手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包括石油和化工行业在内的中国经济就必须调整已经形成的外向型模式。但这种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个人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我想引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前不久全国两会上答记者问的一段话，我很赞同这段话：

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潮流。经济全球化犹如百川汇成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缩为相互隔绝的湖泊。拒绝全球化、重拾保护主义，注定没有前途。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只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引导全球化的走向。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