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国已进入消费型社会并具有全球效应。从“世界工厂”迈向“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新角色及其自我赋能。中国经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关键少数”，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中国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体量最大、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主体。作为一项国家间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利于完善世界市场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型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发展中国家世界市场份额，并基于市场规则搭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平台，既是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身份标志，也是中国成为更大“世界市场”的助推器。“一带一路”既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当代发展，也有利于克服世界市场失灵，成为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和世界市场稳定有序发展的中国方案。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总体目标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和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制。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着眼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家政策工具，是新时代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担当、完善全球治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The Secon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在北京举行。论坛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的建设成果，描绘和规划“一带一路”未来愿景，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宣示中国在国际上的自觉担当，为实现合作共赢共商人类发展大计，是2019年中国最重要主场外交活动。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圆桌峰会（Leaders Round-table Summit）开幕式发表的《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主旨演讲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既是“世界工厂”（world factory），也是“世界市场”（world market）；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正在加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将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在我国经济正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稳步实施，取得了既卓有成效又深得广大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的建设成果。这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实现向好复苏、助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重身份构建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贡献了致力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

 

一、“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角色

 

所谓两个“世界市场”，一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即通常所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的新航路开辟及地理大发现；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随着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日益紧密，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流动日益频繁，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各地区、各经济体之间高度依存、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中国作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市场”，其形成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入世界贸易、金融和投资体系，中国成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日益提升，对世界经济走向具有引领性地位。两个“世界市场”相互借力、相互倚重，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形成“正互动”、产生“正循环”。

 

（一）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位增长（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5%,GDP世界占比由1978年的1.74%跃升至2019的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奇迹”。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4.36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在制造业、外汇储备和货物贸易方面是世界第一大国，在商品消费和外资流入方面是世界第二大国。在高速铁路、核电技术、航天工程、水电建设、桥梁建设、超高层建筑、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9年4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昌镛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亚太区专场发布会上表示，亚太地区仍将是未来全球最有活力、经济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地区。在全球整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虽然世界银行预计亚太地区经济增速由2018年的6.3%放缓至2019年的5.8%，但亚太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超过60%，其中最大的贡献者是中国，其贡献率超过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最大贡献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其影响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个方面）程度日趋紧密、各国利益交织深度融合的今天，中国曾经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的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同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世界的繁荣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长期而稳定的贡献、对其他经济体增长的提振和拉动作用，已经转化为不容置疑的“国际共识”。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双向良性互动中，中国经济基于惯性驱动和规模驱动的持续、快速增长及由此带来的整体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使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整体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2019年美国和中国GDP比值已降至100∶68.3，而1978年这一比值仅为100∶6.36）。其溢出效应体现为，对世界而言，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摆脱不确定性、走出震荡期和可能的衰退期注入了强劲动力，有利于稳定市场“军心”；对中国而言，经济的稳健增长为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双重转型提供了逻辑支撑，也为中国经济重塑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重提供了可靠保障。

 

（二）中国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体量最大、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

 

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约合59,672亿美元，同期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375亿美元，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的差距缩减至2,703亿美元。从规模和增速看，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高于6.1%的GDP年均增速。消费连续六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在汽车、半导体、能源、商对客（B2C,Business To Customer）跨境电商、奢侈品、旅游（尤其是出境旅游）等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为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有能力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因为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在中等收入群体逾4亿人，居世界第一），消费增长潜力巨大。相比绝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形成世界级消费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自然结果和现实体现，也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既是中国发展成就和国家实力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发展机遇。当前，国际上部分国家奉行自身利益优先的单边主义、我行我素，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界经济发展、全球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体系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讲信用、敢担当的大国，一直以来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坚定捍卫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世界市场内化、世界经济有序化发展的有力保障和强劲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转型期、调整期、攻坚期。如果以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律”进行考察，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将发生改变。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将继续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型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日趋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重塑了消费，受政府抑制储蓄宏观消费政策的驱动，占中国家庭总数65%的中产阶级消费比例将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向以可自由支配的产品类别为主；共享经济扩展到更多的领域，科技成为缩小分享和拥有之间便利差距的重要内生动力；社会零售的动力或者说消费者新主权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社会群体；数字化在更大层面上改变了零售业，数据的无缝整合以及客户在线下和线上购物之间的距离，将为顾客提供升级体验；数据成为消费领域新的“石油”资源，数据公司通过提取、加工、提炼、评估、出售和购买消费领域数据资源，将获得影响力和实质性的竞争优势。

 

（三）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关键少数”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是中国积极参与（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双向作用、相互成就、深度交融的互动过程。中国除GDP占比不断扩大外，进出口总额占比由1978年的不足1%(355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2%左右（据商务部数据，2019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30万亿元）。中国的发展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无可或缺的广阔市场和不可忽视的投资目的地。2019年，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9,4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长36%。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一直在大幅增长，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七大特点：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对外投资行为（non-rational investment behavior）得到切实有效遏制，国家对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取得显著成效；对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2018年我国企业共完成跨境并购项目405起），境外融资比例高（占并购总额的39.1%）；地方企业和民营经济对外投资活跃，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主体；以产业园区建设模式为代表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累计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投资目的地国的共同发展；对外承包工程新项目、大项目逐年增加，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明显；“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步推进，占同期总额的一半以上；基于“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国际惯例”原则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稳妥有序推进，并得到有效执行。统计数据及实践均证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有力推动者，中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和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中国不但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而且塑造国际关系走向的能力由此不断增强。

 

（四）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全球化纵深发展的重要主体

 

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把握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结合世情、国情作出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伟大征程。四十余年来，中国基于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家身份的不断强化，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探索者和适应者到倡导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并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走向了世界舞台。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效果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界，体现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2001年为前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实现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制度性对接；2001年至今为后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增长极”，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市场塑造世界市场、影响世界市场走势的主动性日益增强，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市场。简言之，即世界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卖方市场”。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力度不断增强、广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对国际经济体制和世界贸易体制的塑造力，以及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大发展、投资大便利、经济大繁荣、人员大流动、贸易大畅通、利益大融合。受经济全球化的驱动，经过40年的发展，全球贸易总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上升至如今的70%。与此同时，治理困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经济全球化负效应开始日益凸显，反过来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掣肘。近年来，国际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平均每10年即爆发一次溢出效应明显、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金融危机。拉丁美洲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 debt crisis,1982年）、日本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崩溃（1990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07—2011年）的副作用至今仍未消弭，破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律”魔咒依然任重而道远。当前，全球增长的“灰犀牛”如影随形，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纷争不断。尤其在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一致反对，悍然挑起全球性贸易战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实现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紧密合作，推动自身经济与各国经济同步转型、向好发展，推进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确保世界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期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消解全球化负效应、提振世界经济、提振全球市场信心、确保世界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创新注入了全新时代内涵，标志着中国正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全球化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成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时代机遇

 

2020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周年。七年来，“一带一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走过了一段从“落地开花”到“根深叶茂”的成长历程。如今，“一带一路”已经从掷地有声的“中国倡议”转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行稳致远，其根本理念和实施方案深得绝大多数国家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同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年来的成功实践有力证明，“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与世界两个市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也为中国成为“世界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

 

一方面，就“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而言，“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带一路”有利于完善世界市场机制，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基于市场规则搭建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平台，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中国力量”。

 

（一）“一带一路”有利于完善世界市场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重点领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线，为完善世界经济体制注入了新内涵。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包括发展战略对接（政策引领）、发展规划对接（制度设计）、机制与平台对接（体系支撑）和具体项目对接（工作抓手）四个层次。机制与平台作为发展规划的次级层次和规划“落地”的重要载体，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确保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规划得以正常开展、稳步推进、顺利落实的关键环节。机制与平台对接旨在将各国有关法律法规（即机制体系）和执行机构（即平台体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效衔接起来，在制度层面求得最大公约数，寻求共识、化解差异，构建顺畅的交流模式、沟通渠道和磋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在微观层面对接有关资源，及时解决规划实施和项目执行过程中面临和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为具体项目对接提供机制保障和平台支撑。由于各国国情有别、文化不同、制度各异、发展阶段与发展程度千差万别，形成和推动实施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机制也应因“国”而异，做差异化处理、个性化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经贸规则的互联互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三大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以灵活务实、兼顾各国利益的方法及时化解合作中出现的分歧，按照“凡事商量着办”的原则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误解；通过协调成员国贸易投资政策，制定成员国共同遵守、体现各自利益的规章制度和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区域内投资与国际物流、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等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便利化。总体上，从世界范围内看，“一带一路”有利于完善世界市场机制（制度设计），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成本控制），提高世界市场效率（效益提升），通过拉动相关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世界经济整体、稳定增长，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世界市场良性发展。“一带一路”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价值理念与人文情怀。

 

（二）“一带一路”基于市场规则搭建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利他属性和共赢本质，自提出以来，国际社会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经过近七年时间的探索与实践，“一带一路”筚路蓝缕、逢山开路，质疑者越来越少，参与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合作成果越来越丰硕，在国际上赢得的认可度和响应度越来越高，有力地破解了个别国家炮制的各种阴谋论。本质上，“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倡议致力于解决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国际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开放式国际合作计划进程，是一项各国均可参与、各方共同打造、利益蛋糕共做共享的新型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简称GPGs）。

 

作为一个整体平台（platform），“一带一路”开展的各种跨国活动、各种具体建设项目大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公共产品作为“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其效用发挥离不开公共产品主要生产者的引领作用。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长足发展和稳步增长，目前体量空前庞大，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并覆盖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产品。这种庞大的整体实力使得中国具备了既有能力同时在全球各个地区承接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深水港等各种与“一带一路”建设息息相关的交通设施建设，也有能力协助倡议覆盖地区（包括沿线国/成员国和其他参与国）架构跨国别、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为最终形成一体化、集成式、高效率的空间经济网络提供可靠的支撑。所有这些为我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塑造提供了保障条件，成为“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先导力量”。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包括“一带一路”域内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四种类型，体现在互联互通新体系、金融合作新平台、国际交往新理念、全球治理新方案四个“新”字上。这四种全新公共产品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有中国标签的重要“有生力量”。

 

另外，就“中国作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市场”而言，“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主要体现为，既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发展、集体崛起，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贫穷落后的“集体标签”；也有利于推动中国消费型世界市场的形成，助力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并反作用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的发展壮大。

 

（三）“一带一路”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扩大世界市场份额

 

当今世界，经济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部分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落后国家的发展，使原本经济比较落后、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发展权益受到侵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迫切需求感同身受，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场合都一如既往无条件支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意愿，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符合国家利益、体现自身特色、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并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其早日摆脱落后与贫困，走上国家发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对发展中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参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带一路”为其提供了国家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技术、人员和资金支持，帮助其完成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建设。由于经济长期保持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更快速度的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经济话语机制得到有力维护，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市场的份额逐年提高。

 

（四）“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中国消费型世界市场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关系或者说地位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1978—2001年），中国走向世界进程持续深入，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逐渐进入主要经济体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型国家”；二是从入世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2001—2013年），中国与世界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相互适应，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与话语权重与日俱增，成为比肩西方主要工业大国的经济大国；三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2013年至今），中国从经济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世界走向中国趋势日益显著。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正在将自身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赖消费、更少依赖投资的消费和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在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过程中，中国会为全球企业提供一个规模巨大、增长迅速的消费市场。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升级、提升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环境，充分发挥消费作为“压舱石”和“稳定器”在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消费市场的日益扩大和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品位的日益提高，导致中国的国际化消费需求与日俱增。2018年6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家庭消费总额从仅为美国的13%升至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与美国相等；到2027年，中国的消费总额将达到10.35亿美元，为美国（14亿美元）的74%（均以美元计算）。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并将出现一个大众消费型社会。这个社会的消费规模将开始接近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一届：2018年11月5—10日；第二届：2019年11月5—10日）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召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后将形成与“一带一路”相呼应的常态化机制。就我国而言，这不仅是中国通过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发展的实际行动，也是中国政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企业发展进步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体现，成为推动中国消费型世界市场形成的重要举措；就世界而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旦实现机制化和平台化，将是我国通过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增加进口、促进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一项国际公共产品。

 

三、“一带一路”对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贡献及其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既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一项“中国方案”，也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作为一项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对两个“世界市场”在理论和实践维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贡献：“一带一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当代发展

 

1. “一带一路”是对传统“两个平行世界市场”论的理论扬弃。

 

传统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基于意识形态划界，认为世界上基于阵营对立的政治现实，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提出，资产阶级在历史确乎“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包括资本的世界性扩展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带一路”摒弃意识形态分野和零和思维（zero-sum thinking），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中属性理论定位。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表态充分体现了倡议的开放性原则和合作思维。

 

2.“一带一路”丰富了世界市场危机应对方案。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话语权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掌握。通过对技术流与资金流施加种种限制，进而实现自身资本积累和增值以及利益扩张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这种无序化、竞争性世界经济体系导致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至今不但没有找到彻底根除的良方，反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向他国转嫁危机而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公平现象，国家之间发展“极化”现象日趋严重。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以邻为壑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思路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贸易的合理性问题，从长远看，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乃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克服世界市场危机可以通过使其置于各民族的‘共同监督’之下”。“一带一路”正是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共同监督”的理论逻辑。在“一带一路”这一有限的世界市场中，各个参与主体不仅要“共同监督”，而且要“共同治理”，并将治理经验转化为提高自身参与世界市场的主体意识及在世界市场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是对世界市场危机应对思路的重要拓展和创新。

 

（二）实践价值：“一带一路”有利于克服世界市场失灵

 

所谓世界市场失灵（The World Market Failure），是指市场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即世界市场出现了功能性障碍。关于世界市场失灵机制，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是由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世界市场机制失灵：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跨国垄断，这种跨国垄断必然破坏世界市场机制功能，降低世界市场运行效率；二是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失灵：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私人（资本家）为追求资本增值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尽可能减少投资甚至不愿意投资在他们看来无利可图的国际安全、国际开发和人道主义援助、科学与知识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加剧与失衡；三是生态需求与环境保障失灵：资本家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疯狂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出现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

 

“一带一路”以共享、互利、开放、包容等为发展理念，倡导互利共赢、义利相济、权责共担，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发展红利惠及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通过共同发展克服阻碍世界市场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完善世界市场功能。

 

 

1.“一带一路”有利于缓解世界市场垄断问题。

 

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需求的矛盾，而当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建立基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想获得这些机构的贷款，要么只是杯水车薪，要么以牺牲国家主权（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为代价。中国发起成立、主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2014年12月29日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2015年7月21日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South-South Cooperation Assistance Fund,SSCAF,2015年09月26日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2015年12月25日成立）等多边援助机构和援助项目，通过完善共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保障体系，增强相关国家金融“造血功能”，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弥补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地使用本币作为结算货币，不但因其高效、安全、节约成本等优势，解了受贷国燃眉之急，而且有利于参与国摆脱国际金融霸权的干扰和限制，降低汇率剧烈波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不测之险。

 

2.“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小世界市场单元（行为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的根本动能在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开放合作中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力”的提升和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进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由此获得经济发展的保障性条件，增强其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并获得世界经济增长红利的能力；通过新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等融资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差别、无条件的优惠贷款，改善国际金融秩序话语体系，拓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渠道，增强其融资能力，助力经济发展；通过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积累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产能分别转移或转让给“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鱼”“渔”双收；通过扩大双边（或多边）贸易规模、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提质升级、丰富双边（或多边）产业投资合作，为沿线国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快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提升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增强其经济“造血功能”，从而实现其经济整体性、持续性增长。通过上述四种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得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就国际社会反应而言，2018年9月12日，美国“常青藤”名校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援助数据”（Aid Data）项目团队在其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缩小受援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项目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国际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该报告对“一带一路”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有关项目非常注重构建“由内到外”的交通网络，改善了受援国民众的就业机遇与市场机会，从而让经济活动的分布更平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非研究倡议”（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报告指出，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风险经常被夸大或歪曲。报告以非洲为例指出，在国家、地方和社区等不同层次上，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支持，做出了比其他主要大国更加重要的贡献，为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有关研究机构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缩小成员国国内贫富差距，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从而避免暴力冲突风险上升和社会环境恶化。报告同时表示，“一带一路”代表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并建议欧洲积极参与其中。

 

（本文转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2期》）

 

免责声明：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石化行业走出去联盟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联盟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石化行业走出去联盟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作者：汪长明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