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严重阻滞了产业链的跨国运行，美日政府先后出台鼓励企业回迁的政策。促使一些对全球产业链离开中国的预期升温。特朗普政府在防疫上疯狂甩锅中国、索赔中国，肆意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围剿，使中国国际环境急剧恶化。

继5月14日特朗普直接扬言与中国“断绝关系”后，美国政府朝着这个方向的动作不断，5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含有美国技术10%以上的芯片对中国出口。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美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超算、大数据等领域企业列入“实体清单”。5月14日，英国保守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摆脱中国产业链》（Breaking the China Chain），即五眼联盟如何与中国脱钩。不断引起并加剧了人们对“去中国化”和中美“脱钩”的担忧。

这场空前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原有全球供应链不可避免带来重大冲击。这本属自然灾害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带有暂时性质。不同的是，这场冲击被美国和西方一些政治力量空前政治化和地缘战略化了。因此反过来对经济领域带来巨大破坏和扭曲，对中国带来重大挤压。这里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经济层次，会否带来一些企业和产业离开中国，乃至带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被局部排除；第二个是政治层次，会否因政治力量强行改变产业链，并因此带来美国及其盟友排斥中国的新格局。

在经济层面，这种担心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新情况。第一，疫情发生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提出要回迁部分产业环节，保障本国安全；第二，疫情带来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和跨国供应中断，许多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就业和应对未来可能再次的全球产业链中断，力图在本国或本区域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截至目前，外资在华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或系统性撤离动向。

《华尔街日报》5月20日刊文，题为“新冠疫情和贸易紧张都无法阻止美企进军中国各市场”。文章报道，博派斯（Popeyes）鸡肉三明治在华首家门店上周五（16日）在商会开业，排队长达数百人。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开设1500家门店。沃尔玛上月宣布，该公司2019年宣布的在华发展计划保持不变，即未来五年在华开设大约500家新门店，将其在中国 的版图扩大一倍。与此同时，特斯拉正在迅速扩大在上海的工厂。

日本贸易振兴会上海事务所所长小栗道明5月16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根据该会对华东的日企调查，90%以上的企业没有改变在华发展的计划。他解释到，日本政府拨款约22亿美元支持企业回迁，主要是指与国民相关的一些行业如口罩、医护用品、汽车等生产回到国内。但在华企业认为市场在哪里，生产线和供应链就在哪里。日产日本工厂鉴于武汉封城期间无法得到零部件供应，决定把这部分零部件生产放到国内。但与此同时，丰田则宣布与一汽合作，在天津投资建设电动车整车厂。小栗表示，在华日企的主要考虑不是迁出，而是扩大投资。疫情期间，资生堂在上海奉贤设立了研发机构。养乐多将扩建在无锡的工厂。

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德国商会2月27日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在超过500家在华企业中，54%的受访企业无计划下调2020年度营业目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当日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疫情将会挑战欧盟企业未来经营模式，企业可能在亚洲范围内寻求多元化投资来分散风险。但我们不会考虑离开中国市场。他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中国”。

德国永恒力集团中国区总经理白大平表示，中国是全球叉车及内部物流系统需求量最大的单一市场国家。除了成本、质量等因素以外，中国在持续、稳定、规模化的供货能力，以及全球化服务网络和水平等众多方面都有着显著优势。因此，永恒力集团全球供应链加速在中国布局的方向和计划没有改变。

去年8月，特朗普曾命令美国在华企业迁回美国。结果几天后，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好客多在华首店便于上海开业，人山人海。很快，这个“命令”被遗弃了。

库德洛曾称将帮助美企把全部回迁成本“费用化”，以降低成本。但这能起什么作用呢？决定企业在何处经营的因素是市场和利润。

据美中贸委会调查，在华美企94%的销售是面向中国市场。又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在华企业2018年在华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美元，利润约500亿美元。如果美国企业撤出中国，这些将基本失去。

2008-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中，美国经济主要靠金融和科技推动。制造业虽然时有增长，但始终没有恢复到2007年水平。疫情发生后，工业生产断崖式下降。4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为85.5（2012年为100.0），同比下降18.0%。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9.3%。商用设备下降19.9%。

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成立了10家合资企业。2019年在华销量309万辆，占其全球销量774万辆40.0%，超过其美国本土销量。通用的口号是：在哪里销售，就在哪里生产。由于其欧洲子公司欧宝已经授权给法国PSG公司，通用在全球只有两个大市场：中国与美国。8月25日，特朗普在推特中强硬要求通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回迁美国。但撤出中国，意味着年销量减少309万辆，只剩385万辆，退居世界汽车厂家第8位，退出世界车企第一方阵。而回到美国后，面对的是汽车生产同比萎缩五分之四的大衰退，哪里容得下迁回的厂子呢？显然这意味着它的生存危机。

波音2018年全球销量806架民机，其中对中国销售233架，占28.9%。波音飞机材料和部件加工分布在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承担部分部件生产已有30年，波音在中国成立了7架制造、维修和服务公司。目前全球有1万架波音飞机使用了中国生产的部件。波音撤出中国，意味着失去近30%的销量，和新飞机组装困难的危险。此外，由于波音737-MAX停飞，波音计划将大批737-800客机改货机，今年5月决定在中国增设737-800客改货机生产线。如果撤出中国，这些项目也将取消。波音无疑也将陷入生存危机。

2019年（公司财政年度为2019年第二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苹果销售额达到2676.83亿美元，利润573.26亿美元，利润率21.4%。其中四季度销售额918.19亿美元，利润222.36亿美元，利润率24.2%。其中iPhone占总销量60.9%。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手机和iPhone 在中国组装和对中国销售。截至2017年，苹果iPhone的中国用户为2.43亿，为美国用户1.34亿的1.8倍。根据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报告，如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苹果将不再是世界最赚钱的公司。那样，苹果机的价格竞争力将大大下降。而中国用户很可能转为使用其他品牌，特别是华为。失去中国市场，苹果也将陷入生存危机。

2018年，美国十大半导体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销售依存度依次是：天空方案（Skyworks Solutions）80%，高通63%，美光52%，博通50%，英特尔23%。如果撤离中国，它们的全球销售规模将大大缩小，因而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支持巨额研发费用。而没有为世界前沿技术的巨额研发，它们也将出现生存危机。

美中贸委会2019年8月份最新发布的其会员企业在华经营白皮书显示，97%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实现了盈利，与2018年相同。其会员企业在中国盈利与全球其他地区盈利比较的结果是：2019年（上年实绩）46%的企业在华盈利水平超过全球其他地区，高于2018年的38%和2017年的31%，达到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32%的企业在华盈利水平与全球其他地区持平，与前两个年度（均为33%）相若。二者合计，2019年为78%，而2015至2018年各年依次是61%、64%、64%和71%。即逐年提高。

上图显示，东亚/太平洋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发生在区内，占55%，其次是与欧洲/中亚的价值链，占20%。二者合计75%，即四分之三在东半球。欧洲/中亚区内价值链比重最高，占65%；其次是与东亚/太平洋，占17%。二者合计82%，即五分之四以上在东半球。北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区内只实现39%，24%要在东亚/太平洋实现，另23%要在欧洲/中亚实现。后面二者合计47%。即区内参与只有不足四成，将近一半要在东半球实现。

另外四大区域的格局也显示了上述这三大重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地位。

这四大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大合作伙伴是欧洲/中亚，其次是东亚/太平洋，北美比重相对较小。即便在西半球的拉美/加勒比地区，北美的比重也低于欧洲/中东。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前四个月，亚洲占我全球贸易比重达到51.6%，欧洲19.6%，北美仅15.6%。

据世贸组织的全球贸易矩阵研究报告，1995年，这三大重心分别以日本、德国和美国为中心。2017年，东亚/太平洋区域以中国为重心，欧洲/东亚区域中心仍是德国，但重要性降低。北美仍以美国为中心。但无论欧洲/东亚还是北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都很高。这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相当牢固。

据英国亨利杰克逊学会《五眼联盟如何摆脱中国产业链》报告，在根据联合国产品分类列出的831种商品和其中260种涉及国家基础设施必须的商品（包括手机、个人电脑、抗生素、止痛药、抗病毒药等）中，五国对中国的依赖度都很高。其中澳大利亚分别有595种和167种依赖中国供应，新西兰分别有513种和144种，美国分别有424种和114种，加拿大分别有367种和83种，英国分别有229种和57种。

因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至少在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变。基于这一点，局部性的现有外企迁出中国，或新的外企进入中国，都是正常的。但大规模趋势性外企迁出是不现实的。

如前所述，疫情引起的供应链的暂时中断，及一些国家对部分产业的调整，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和格局，也谈不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甚至“去中国化”。

主张产业链去中国的都是政治人物，不是经济规律本身。

前述英国亨利杰克逊学会《五眼联盟如何摆脱中国产业链》在分析了美英加澳新五国对中国有依赖的产品大类统计后，寻找“摆脱中国产业链”的途径。报告没有研究具体大类如个人电脑、手机、抗生素如何“摆脱中国”，没有产业分析，也没有产品分析，更没有这些产品产业链如何构成，如何调整。报告向三名政客寻求答案。分别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彼得·麦凯、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成员鲍勃·西利。他们开出了什么药方呢？麦凯说要限制中国产品，寻求多样化；卢比奥说要战略性降低对中国产品依赖，增加投资；西利则说要制裁中国企业。这些不过是重复多年的套话，并不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因为如何“摆脱”，需要对具体产业链、具体产品进行具体分析。它们分析不出来。这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就像得了新冠肺炎的病人，没有医生治疗，只让政治家开药方，毫无用处一样。

华盛顿的“去中国”将导致“去美国”

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立法和政策，都是政客行为，不是经济行为；都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规律。这些上层建筑行为无疑将给中美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正常分工带来重大破坏，但最终无法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美国瞄准的不是华为一家企业，而是美国处于近乎垄断地位的网络通信，和构成未来科技优势的基础——5G通信、半导体芯片和人工智能。在短期内，无疑将给华为和中国上述领域的技术来源带来重大阻隔。由于芯片的国产设计和光刻达不到最前沿水平，我国这些领域的发展无疑将遇到一些困难。

但这些困难不是绝对的。美国和西方从来在军工技术和太空技术上对我国实行禁运，但并没有阻挡我国军工技术和太空技术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美国的禁运可能迟滞，但无法扼杀我国网络通信、5G、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他高科技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任正非最近表示，华为已做好备胎。中芯国际作为台积电的替代早已安排好。

美国这些封锁，最后将给美国高科技企业带来致命打击。据《2016-2020集成电路发展机遇分析预判报告》，2018年全球半导体芯片销售总额为4784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不含港澳台）达1584亿美元，占33.1%，美国市场为1030亿美元。欧洲日本各430亿美元。如前所述，美国十大半导体芯片公司销售额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最低是23%，最高达到80%。如果丢掉中国市场，仅靠美国本土和欧日市场，将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销售额，从而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撑巨大的持续研发，这对它们的前途影响将是致命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表题为《限制对华贸易将如何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十年美国半导体的研发投入累计达到3120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就达到390亿美元，为其他所有国家投入额的两倍。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市场48%。主要原因是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资。由于半导体需求的一半以上用于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其产品生命周期很短，所以美国半导体行业必须每年进行激烈竞争。需要每年大量进行研发投入。因此财务健康的半导体产业对美具有战略重要性，以它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是过去多年来美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快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基石。

报告说，如果对中国实行半导体贸易限制，中国本土自给率已经达到13%，2025年可能达到25-40%。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将寻求欧洲和亚洲公司替代美国，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将尽量减少与美国公司的接触。其后果将在两三年后见效。美国半导体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将减少55%，全球份额将减少8%，营业收入将减少16%，研发投入将减少13-25%。如果完全禁止与中国的半导体贸易（注：脱钩），则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全球份额将下降18%，收入减少37%。届时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全球份额将只有30%，比当前减少18个百分点。这部分将由欧洲和亚洲替代，韩国或中国份额将超过美国。美国将失去世界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指出，对华为的禁令，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全部搬离美国。

《亚洲时报》5月25日刊载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的文章，题为“谁脱钩谁，我们是不是搞反了？”文章说，在美国思考如何与中国脱钩之时，这看起来倒像是亚洲在和美国脱钩。自从中美两个在2018年爆发技术战，华盛顿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芯片以来，“供应链去美国化”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流行语。又说，2020年4月，台湾、越南、泰国和印尼购买的中国大陆产品同比增加了50%，日本和韩国增加了20%。供应链从美国的移出也可能部分解释亚洲贸易的增长。

谷歌前总裁施密特日前也警告美国说，与中国脱钩，美国的代价将会很高。他们完全有能力制造出自己的芯片和软件，（到那时）他们不会再回来，（出现这种情况后）这会让我们很受伤。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加内什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理性：国际对手缺失，对美国来说应当理解为是一场灾难。

至于特朗普扬言要整个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每年可以省下5000亿美元”，完全没有任何常识。反过来，在过去两年美国不断对中国产品设置高关税，不断挤压中国对美出口的过程中，中国已经逐渐减少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存在，即部分地“去美国”。2020年前四个月，美国在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从2017年的14.2%降到10.6%。即从大约七分之一降到十分之一略多。同期东盟比重从12.5%升至14.9%，欧盟比重从15.0%略升至15.2%（2020年前四个月为欧盟加英国）。按照这个趋势，美国比重很快会降到10%以下。华盛顿不要以为离开了美国中国就活不下去。美国现在中国全球贸易的比重只有亚洲（51.6%）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只有欧盟27国比重（13.6%）的四分之三多一点。而2020年预计将完成的RCEP覆盖的15个国家（不含印度）占全球贸易总量28.9%，超过美加墨的27.3%。特朗普政府不断“去中国”的结果，很可能是不断“去美国”。

毫无疑问，美国对中国的封堵和压制，不是它想怎么就怎么的，既然对中国采取措施，就必然遭到中国的强硬反制，中国也会进一步制裁美国。那样，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只会走向衰落。

华盛顿少数政客无知而狂妄的脱钩中国政策，并不代表美国广大州、地方和广大企业的利益和要求。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美国企业仍在积极发展对华合作。密歇根州州长日前也呼吁，不能停止与中国和合作。因为中美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规模巨大、产业众多的分工合作，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所有对中国封锁和脱钩的思想、方针和政策，都只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反映客观经济规律，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如果违反，固然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巨大干扰、阻碍甚或破坏，但最终仍将服从经济规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说过，“任何伟大的王者也无法改变大海中的洋流。”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所有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对华封锁和脱钩政策，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可以相信，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整个中美关系将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低潮、紧张和对立，但美国在越来越被移出亚洲供应链，发展余地越来越小后，除了重回与中国合作的轨道，别无它途。